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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悲鸿的南洋之恋

    众所周知,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,为了支援中国抗战,曾多次到南洋举办展览,募集资金。1941年徐悲鸿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新、马各地,义卖作品。这一期间也是徐悲鸿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,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。 
    徐悲鸿在这一时期主要住在槟城,下榻的地点在城内的南国旅社,南国旅社因为地点适中,条件较好,所以宾客如云。另据新加坡欧阳兴义对方家训的采访笔记,方氏时在旅社内当小书记,方回忆说徐悲鸿很和善,每天起得很早,洗脸刷牙后就开始画画。画完后就把残墨用来练字。徐悲鸿喜欢吃槟城的红豆沙,也爱吃火锅,乐此不疲。饭后徐悲鸿总是抢着付钱,总说:他刚卖了一幅画,当然由他请客。

    另据新近欧阳兴义出版的《悲鸿在星洲》一书,也记载着徐悲鸿在南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。

    “在槟城期间,一位17岁的槟城少女闯进徐悲鸿的世界,而太平洋战争的炮火,轰毁了这段感情,留下只是无限的感慨。
徐悲鸿来新马时,与蒋碧微的感情已经破裂,婚姻失败,不免有几许失落之感。虽说那时他的心灵有很强的寄托—一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开画展筹款—一但人的感情是复杂的,心灵里除炽热的爱国之情外,还可以容纳男女之间的恋情。关心和爱护他的朋友,也觉得应该有个人作他的伴侣,照顾他的日常生活。

    几位当年与徐悲鸿交往甚密的前辈说,徐悲鸿也有自己的考虑,他当时接到美国援华总会的邀请,要到美国举行画展,将卖画所得捐助中国人民抗战及赈济难民。徐悲鸿通晓法语,却不会讲英语,在美国有语言上的难题。因此,他十分需要一位通晓英语的人随行,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及翻译。

    后来,有一位芳龄17的槟城少女经友人介绍给徐悲鸿,她自幼受英文教育,由于家庭成员会华文教育,也通晓华文,会讲华语,还会讲新马通行的闽南话。

    认识了这位槟城小姐后,徐悲鸿曾在她的陪伴下到过许多地方,两人感情与日俱增,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    几位受访者还说徐悲鸿有意娶这位槟城少女,然后在槟城安家落户。但后来战争爆发,全部计划打乱。当时,也有人劝过徐悲鸿,说两人年纪相距很大,结成夫妻是否妥当,应该慎重考虑一下。不过,这应算是徐大师在槟城留下的“一段情”吧。

    这位曾经与徐悲鸿有过一段情的少女,后来嫁作商人妇,还一直住在槟城,现已是“祖母级”的老妇了。回首前尘梦一番,再也不愿跟人家提起这段“曲未终而人散”的旧情。

    这段韵事还有后话,1959年5月蒋碧微从台湾到槟城与新加坡,在黄曼士家中住了约10天。据她回忆,当时黄曼士的太太曾经告诉她,徐悲鸿在槟城结识一位华侨小姐,徐先生和她订过婚,而且带到黄家,曼士夫妇都见过,那女孩子既平凡又不漂亮,所以黄太太力劝徐先生打消原定计划。蒋女士所言是否确实,现在恐怕很难印证了。”
一些与徐悲鸿有深交的老辈提供了 关于这段恋情的更多资料。

    如韩山元的《悲鸿槟城逸事》、陈根基的《大马桂冠诗人穿针引线 徐悲鸿按城结姻缘》,记录80多岁的马来西亚诗人、教育家孙少卿的回忆:“1941年悲鸿住在槟城南国旅社的时候,常爱吟诵王维的诗句:

    红豆生南国,
    春来发几枝。
    愿君多采撷,
    此物最根思。

   孙少卿了解悲鸿当时感情婚姻破裂的心情,在堂嫂帮助下,安排了悲鸿与一位邓小姐相亲,见面时有孙少卿夫妇与邓小姐和她的母亲。

    双方同意并很快地在槟城极乐寺以佛教仪式订婚,钟灵中学的文史教师管震民任证婚人,并主持订婚仪式,极乐寺住持志昆老和尚主持礼佛,为一对新人祝福,用的是素筵。参加仪式的有孙少卿、骆清泉和邓小姐父母,黄孟圭也从新加坡赶来。徐悲鸿以一枚价值不菲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,准备赴美画展后回槟城与邓小姐完婚。

 

    悲鸿与邓小姐曾一起赴新加坡见过黄孟圭与黄曼士,悲鸿在槟城也曾在一天内画了三幅马,酬谢孙少卿、骆清泉与郑今村校长,又赠孙少卿两副对联:
小艇适孤往,大名多说来。
往事千古,吞吐大荒。

   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徐悲鸿回到中国,天隔一方,在桂林写信给骆清泉表示已不能回槟城,因此决定解除婚约。

    邓小姐的父亲邓老伯则在日治时期,冒着生命危险将悲鸿的画箱藏于家中天花板上,仍希望悲鸿能回到槟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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